2010年1月6日 星期三

《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》與《杜連魁》之一

《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》翻拍過滿多版本,記得2005年、2009年又被搬上銀幕了,但現在以手邊的《格雷的畫像》台灣商務與《杜連魁》九歌比較分析,王爾德Oscar Wilde(1854-1900)的《格雷的畫像》的靈感,根據「托爾金的袍子」文中說,1887年來自加拿大畫家Frances Richards為王爾德畫過肖像,當畫完成時,王爾德心有所感,而1889年美國書商J.M. Stoddart 宴請了許多文人,其中有王爾德與柯南.道爾,並催生出兩部代表作《格雷的畫像》與《四的記號》,1891年《格雷的畫像》正式出版後,王爾德結識了道格拉斯勛爵-小名Bosie,之後的王爾德命運就像,書裡為杜利安.格雷神魂顛倒的畫家,最後終在1900年死於法國。王爾德出身於愛爾蘭都柏林,父親是個外科醫生,母親是一位詩人與作家,在都柏林三一學院畢業後,獲得獎學金,於1874年進入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學習。書中角杜利安.格雷過著英倫貴族上層階級,享樂主義的生活,並使許多人沈淪無法自拔,書裡放浪形骸的描寫、明顯的同性戀隱射和文藻華麗堆砌,充滿獨一無二的風格。

在《格雷的畫像》的序文中,王爾德寫下”書無所謂道德不道德,書只有寫得好,或是寫得不好”如此而已。給當時19世紀末斯維多利亞時代,崇尚道德和禮貌的學者當頭棒喝,英國在工業革命後社會開始轉變,那時期充斥各種矛盾的事件,故許多看法都不能再以原來舊社會的價值觀看待。那時王爾德同期的作家有柯南.、道爾、狄更斯、蕭伯納、史蒂文生和亨利.詹姆斯,他們的作品都是研究當時社會的借鏡,最近還有莎拉.華特絲的維多利亞三部曲,描寫英國下層階級的女同性戀小說,都相當好看,不禁令人感嘆,那真是個最美好的時代,也是最壞的時代,還是一個又腐又萌的時代。

若僅此而已也就罷了,20世紀現代建築師王大閎(1918-)譯寫《格雷的畫像》為《杜連魁》1977年出版,改動了時間、地點和人物場景到台北市,有些人認這是個預言,形容台北未來的改變,但王大閎本人的用意「當初我翻譯改寫 《杜連魁》,最大的目的是為了改進我的中文能力。我自十二歲長期滯留海外,這段期間使用母語的機會並不多。回台後,我想藉著寫小文和翻譯,提昇中文能力。 挑選《杜連魁》還有個用意,希望年輕人讀了這本書有所感觸,富貴如浮雲,切勿過份重視物質,做人但求中庸就好。建築與文學都是建築師的觸角,像柯比意,既是建築師也是畫家。」

而王大閎二十六歲前都在歐美環境中學習,就讀於英國劍橋大學,原主修機械後來改為建築系。畢業後到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,師從現代建築大師葛羅培斯與密斯.凡.德羅,是台灣早期現代建築的代表人。單從若從作者本身的背景來看,一個牛津一個劍橋,都是英國歷史悠久的大學,王大閎的《銀色的月球》,Evelyn Waugh的小說「Brideshead Revisited」還有E.M.Forster 的「Maurice」都寫了不少這兩間大學的校園,其實本人是個英國控,比較在意這類的雞毛蒜皮的題材。王大閎出身於也算當年台北的上層階級,父親王寵惠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總長及司法院長,與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世交,由於家學淵源又受過歐美教育,王大閎花了近十年繹寫,可說是力求完美,將場景轉移到1970年代的台北,讀起來倒是異常巧妙,小小一個台北,曾與倫敦相提並論過,2010年再回頭品讀《杜連魁》中的台北場景,又讓我想起白先勇的《孽子》,兩者時代同樣在1970年左右,一個描寫台北上層階級的享樂,另一個記述社會底層男同性戀的小說,互相拼湊起老台北的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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