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杜連魁》的作者王大閎本行是建築師，理所當然不可不提台北城，是怎樣的樣貌，當最先移民來台北是在艋舺、大稻埕及台北城落腳，1945年二戰後結束後，國民政府來台，視台北市為中華民國於台灣的國家首都，沿用日治時期的都市計劃並向東發展，1970年代的台北高度發展，書中有幾棟建築出自王大閎的設計，有《淡水高爾夫球俱樂部(1963)》、《外交部辦公室(1972)》、中山國家畫廊《國父紀念館(1972)》、鴻霖藝廊《鴻霖大廈(1972)》這些建築物的詳細資料可參閱《王大閎: 永恆的建築詩人》及《久違了：王大閎》。筆者把那些上流社會的宅邸，安置在仁愛路上、敦化南路上，這二條林蔭大道是松山機場直抵總統府必經之路，故象徵當時最上等的地段，已是在偏東的區域。淡水河道淤塞後，倚靠航運發展的西區經濟逐漸衰退，而飲食娛樂等民生產業仍舊發達，但是現在的萬華、圓環和西門町已比不上膨勃熱鬧的東區。倫敦以方位的畫分，分成好幾區，最繁榮精華的區域是西區，雖然倫敦不靠海，但因泰晤士河由東向西地流向內陸，使《東區East End》聚集了大量貧民與外來移民客，《格雷的畫像》的上流階級，大多在倫敦《梅菲爾區Mayfair》，這一塊也就是《西區West End》靠近白金漢宮。不過Dorian Gray經常喬裝化名，跑去東區碼頭一帶鬼混，港口人來人往的繁忙產生了商機，周圍容著藏汙納垢、不三不四的場所，應因水手海員們而生的特種營業特別發達。至今未曾出過國，當然也沒去過倫敦，故不多做談論。但是城市就是反映了市民，城市的外貌皆因環境和人為產生，倫敦之所以叫作「霧都」，是受大量燃燒煤炭的空氣汙加上氣候。其實城市就像是Dorian Gray的畫像，畫像反映Dorian Gray的靈魂，有如畫家把Image投射到畫布上，建築師地是把Image反映在建築上，嫌棄大環境的不好，正是厭惡自身投射在城市的觀感。
「每個人都可以在杜利安.格雷身上自已的罪愆。至於格雷的罪愆是什麼則無人知曉，犯了那些罪愆的人自可發現」
解決慾望也是最直接反映人性，曾去過基隆，繁忙的港口，張吐著世界各地的貨物，路上經常可見各國海員行走，人聲鼎沸的廟口夜市，滿足口腹之慾，而在幽暗不起眼的陋屋裡，隱晦地發出脂紅色的燈光，市容說不上乾淨好看，但那裡的風貌非常奇特。若我自已私心的偏見，絕對是喜愛老舊的基隆甚至萬華，乍看之下雖然荒漠卻有一種野性、古老的生命力，而討厭新潮時尚的東區，連《杜連魁》描寫1970年代，預言30年後的台北，可能都已改變了，以台灣來說人人都是移民客，來到這土地上繁衍的後人，不像國外依然有世襲的貴族之類，這年頭總統都能成階下因，拿家世出身大做文章的，根本就是裝模作樣，所謂的階級身份可能都金錢堆出來的媒體吹捧出來的，上流社會之於我們的差別，只不過在於錢多錢少，我們動輒砸下大筆金錢購買名牌、名車或豪宅，再不然跟隨潮流的尖端打扮成美美的正妹型男，看起來很美但是能維持多久? 當人們嫌惡環境的醜陋，嚮往其他美麗的城市時，只看到外在而忽略了隱藏的醜惡，故追隨模仿，卻忘記在黑暗中發出的幽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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